为富裕国家背书？是时候纠偏了（环球热点） 要闻速递

“新冠疫情为IMF和世行带来一场‘压力测试’，而这两家机构协助欠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显然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近日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支持欠发达国家力度不足，呼吁这两大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大刀阔斧改革。“IMF在为富裕国家背书，而不是使穷国受益。现在是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纠正历史性错误、改变当前存在偏见与不公正的时候了。”

【资料图】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和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IMF与世行当前的规则制度已难以匹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诉求，到了“不得不改”的重要关头。

给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古特雷斯在发言中提到，新冠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IMF获得总计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亿，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

不仅如此，正如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理查德·高恩所说，IMF和世行的借贷规则还加重了相关国家的债务负担。“长期以来，IMF和世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和低息贷款，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输血’，也输出西方价值标准和规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些急需资金援助的国家不得不接受援助国苛刻的附加条件，特别是政治条件，这也给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新冠疫情以来，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水平和金融不稳定性。此后，发达国家为遏制通胀又采取持续紧缩货币政策，其外溢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又一轮负面冲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IMF和世行用于评估债务国偿债能力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被打上“美式价值观”烙印——站队美国的债务国往往能获得较高打分，而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不仅很难从这两家机构获得发展贷款，且慑于这两家机构的“权威”，也很难从其他国际资本那里获得资金支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近日，美财政部长耶伦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将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形容为“美国可与之结盟的力量”，并向美国国会施压，为加大美国价值观输出，必须为这些机构提供更多财政支持。

张茉楠认为，近年来，美国迫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将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他国企业和个人设置黑名单、肆意实施经济制裁，对多国进行长臂管辖，这些行为都是美国以本国利益优先、破坏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秩序的行为。美国日渐将国际金融体系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争夺工具，这是IMF和世行结构性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的最根本原因。

“美欧长期坐庄”

“IMF和世行的现有架构和规则不公平地偏向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受益于这两家机构的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在世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不同国家因为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古特雷斯对IMF和世行的批评反映发展中国家呼声。

IMF是二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的支柱机构，世行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普遍性的国际发展金融机构，两者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公共主体，为二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决策执行机制中的话语权差异，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批评。

联合国5月发布的《国际金融结构改革政策简报》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是由二战后工业化国家为它们自身设计的，目前正经历空前的压力测试，而且未通过测试。这是因为它在构思之初就已有结构性缺陷，而且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和需求越来越格格不入。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莫里斯·库格勒表示，长期以来，世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公民担任，IMF总裁职位则由欧洲人控制。世行贷款决策方式为加权投票制，即投票权取决于认缴资本，发达国家控制世行50%以上的投票权，美国对世行重大事项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IMF和世行对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支持力度不够，正是这种“美欧长期坐庄”治理架构的反映。

“自IMF和世行诞生之初起，美西方国家一直是这套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制度设计主要从发达国家角度出发，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被动接受状态，始终缺乏足够代表性和话语权。”宋微说。

发展中国家呼声渐强

在近日举办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IMF和世行必须改变思维和工作方式。”她介绍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特别提款权（SDR）支持的相关计划进展情况。新任世行行长班加宣布了可使最脆弱国家在危机或灾难时期暂停偿还债务的相关安排。

“IMF和世行改革方案一直推进艰难。”张茉楠分析，1997年，IMF通过SDR特殊分配协定修正案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及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但该协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过的配额和投票权改革协定修正案，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构成新的货币篮子，协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轮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这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SDR分配，发展中国家获得约2750亿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获取资源能力仍严重不匹配，美国仍拥有重大事项独家一票否决权。

“IMF每一次‘倾向’发展中国家的改革，都发生在美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重大金融市场冲击、需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应对危机的时期。而随着美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危机阴霾中走出，其协调全球金融政策的诉求淡化，对IMF和世行机构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就再次消退。”张茉楠认为，近年来，美国日益将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当作维护本国政治利益、制裁打击他国的金融武器。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美元霸权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根本问题。如今，多国对美元的信任度下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诉求日益强烈，IMF与世行改革迫在眉睫。

宋微指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IMF和世行机制改革呼声渐涨，同时也在探索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金融机构建设。发展中国家间开始加强货币合作，金融合作实体化，呈现内部联合趋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更加合理公正改革的重要力量。

“新冠疫情为IMF和世行带来一场‘压力测试’，而这两家机构协助欠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显然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近日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支持欠发达国家力度不足，呼吁这两大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大刀阔斧改革。“IMF在为富裕国家背书，而不是使穷国受益。现在是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纠正历史性错误、改变当前存在偏见与不公正的时候了。”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和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IMF与世行当前的规则制度已难以匹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诉求，到了“不得不改”的重要关头。

给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古特雷斯在发言中提到，新冠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IMF获得总计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亿，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

不仅如此，正如国际危机研究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理查德·高恩所说，IMF和世行的借贷规则还加重了相关国家的债务负担。“长期以来，IMF和世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和低息贷款，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输血’，也输出西方价值标准和规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些急需资金援助的国家不得不接受援助国苛刻的附加条件，特别是政治条件，这也给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新冠疫情以来，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水平和金融不稳定性。此后，发达国家为遏制通胀又采取持续紧缩货币政策，其外溢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又一轮负面冲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IMF和世行用于评估债务国偿债能力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被打上“美式价值观”烙印——站队美国的债务国往往能获得较高打分，而不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不仅很难从这两家机构获得发展贷款，且慑于这两家机构的“权威”，也很难从其他国际资本那里获得资金支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近日，美财政部长耶伦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将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形容为“美国可与之结盟的力量”，并向美国国会施压，为加大美国价值观输出，必须为这些机构提供更多财政支持。

张茉楠认为，近年来，美国迫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将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他国企业和个人设置黑名单、肆意实施经济制裁，对多国进行长臂管辖，这些行为都是美国以本国利益优先、破坏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秩序的行为。美国日渐将国际金融体系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地缘政治争夺工具，这是IMF和世行结构性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的最根本原因。

“美欧长期坐庄”

“IMF和世行的现有架构和规则不公平地偏向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受益于这两家机构的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在世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不同国家因为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古特雷斯对IMF和世行的批评反映发展中国家呼声。

IMF是二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的支柱机构，世行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普遍性的国际发展金融机构，两者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公共主体，为二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决策执行机制中的话语权差异，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批评。

联合国5月发布的《国际金融结构改革政策简报》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是由二战后工业化国家为它们自身设计的，目前正经历空前的压力测试，而且未通过测试。这是因为它在构思之初就已有结构性缺陷，而且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和需求越来越格格不入。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莫里斯·库格勒表示，长期以来，世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公民担任，IMF总裁职位则由欧洲人控制。世行贷款决策方式为加权投票制，即投票权取决于认缴资本，发达国家控制世行50%以上的投票权，美国对世行重大事项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IMF和世行对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支持力度不够，正是这种“美欧长期坐庄”治理架构的反映。

“自IMF和世行诞生之初起，美西方国家一直是这套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制度设计主要从发达国家角度出发，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被动接受状态，始终缺乏足够代表性和话语权。”宋微说。

发展中国家呼声渐强

在近日举办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IMF和世行必须改变思维和工作方式。”她介绍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特别提款权（SDR）支持的相关计划进展情况。新任世行行长班加宣布了可使最脆弱国家在危机或灾难时期暂停偿还债务的相关安排。

“IMF和世行改革方案一直推进艰难。”张茉楠分析，1997年，IMF通过SDR特殊分配协定修正案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及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但该协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过的配额和投票权改革协定修正案，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构成新的货币篮子，协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轮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这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SDR分配，发展中国家获得约2750亿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获取资源能力仍严重不匹配，美国仍拥有重大事项独家一票否决权。

“IMF每一次‘倾向’发展中国家的改革，都发生在美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重大金融市场冲击、需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应对危机的时期。而随着美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危机阴霾中走出，其协调全球金融政策的诉求淡化，对IMF和世行机构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就再次消退。”张茉楠认为，近年来，美国日益将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当作维护本国政治利益、制裁打击他国的金融武器。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美元霸权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根本问题。如今，多国对美元的信任度下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诉求日益强烈，IMF与世行改革迫在眉睫。

宋微指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IMF和世行机制改革呼声渐涨，同时也在探索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金融机构建设。发展中国家间开始加强货币合作，金融合作实体化，呈现内部联合趋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更加合理公正改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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